□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 楊濤

當前，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已經成為國家金融改革戰略重點，也是現代化金融市場制度建設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實踐中還有需進一步厘清的問題，都直接影響到這項工作的效率與結果。

筆者認為，需要真正明確金融消費者的概念與內涵。隨著現代金融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提升，金融在經濟社會中的影響力也不斷加大，各類經濟主體都難以離開金融活動的影響。需要看到，金融消費者與傳統消費的概念截然不同，因為金融產業鏈、金融產品與服務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這就需要把金融消費行為及主體，與傳統消費區別來看。

從機構分業視角轉向產品功能視角。隨著信息技術和金融技術的變革，現代金融業已經變得邊界模糊。過去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往往基于機構視角，如分銀行、證券、保險、信托，但可能損害消費者的風險往往產生于監管交叉地帶。今后需逐漸轉向產品視角，結合資金配置(投資、融資)、支付清算、風險管理、信息管理等金融功能，來探究其中的消費者保護重點。為了更好地適應這種跨業監管與保護，也可促使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實現獨立和強化。

不能忽視影響金融消費者權益的間接非金融活動。除了直接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之外，還有大量的經濟鑒證類中介組織、非金融組織的活動，可能會對消費者利益產生深遠影響。例如，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所有評級機構每年必須向SEC匯報其執行信用等級的政策、程序和方法，并通過年度審核，就是為了避免信用評級產生誤導。再如，在我國尤其需重視金融產品銷售中的媒體、第三方機構責任。在大數據時代，也有大量信息“噪聲”和“垃圾”，面向消費者的金融信息甄別成為重中之重，也需要不斷完善金融信息基礎設施和制度，避免從信息不對稱轉變為信息過剩下的扭曲傳遞。

金融消費權益的內涵需要進行精準定位。在政策與實踐中，金融消費者權益的邊界還比較模糊，需進行更加詳細的描述，并且明確法律層面的權益保護范疇。例如，公眾所關注的基本權益，一是資金安全，這也是重中之重；二是信息安全，大數據時代需要更加重視個體信息隱私保護，用法律形式來明確信息采集的原則與界限，明確禁止濫用“大數據”搜集非必要信息、侵犯公民隱私的行為。在采集和查詢個人信息獲取授權的基礎上，還需探索如何更好地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異議權。三是合約利益保障，防止金融服務提供者利用合約漏洞侵害消費者利益。如此等等，都需要跳出傳統模糊思維，進行精準定位。

應注意復雜金融活動中的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次序。金融創新使得金融產品及供求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尤其是在結構化金融產品之中，還需要對權益歸屬和特點進行細分。同時，應明確金融消費者保護的“主體責任”。要避免消費者保護“霧里看花”，就需構建多層次的保護機制。如自2010年開始，美國總統奧巴馬每年舉辦一次頂級金融監管機構研討會，討論后金融危機時期消費者保護和金融穩定規則的執行情況。具體看，一是立法保護，明確法律與制度原則，盡快制定專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二是監管保護，明確金融機構和準金融組織的行為約束機制，并從中央與地方層面同步著手。三是行政保護，對于金融消費者的有效訴求，建立高效的處理機制。四是司法保護，對于金融活動的違規違法要有懲罰，對于爭議要及時處理。五是自律保護，充分發揮各類行業協會、民間自律組織的補充約束作用。六是社會保護，通過加強消費者專業知識宣傳教育，使得后者不再總是金融專業性方面的“弱勢”群體。

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現實模式。金融消費者保護也要構建動態化的流程機制，一是做好事先預防，最大限度地避免各類大大小小風險事件的爆發。二是事中監督，根據不同金融業務的特點，通過傳統的制度控制、現場檢查，加上新技術的有效應用，可以更好地進行金融服務“質量監督控制”，后者是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來實現金融消費的透明和保障，如支付寶建設的備付金透明監管平臺，就有助于監管部門及時觀測資金流向。三是事后保護。一旦在金融消費中出了問題，那么有及時、充足、貼心的服務支持，能夠使得消費者受損的利益在最大限度上被挽回。

高度重視開放條件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挑戰。未來我國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將不斷推進，其中跨境金融活動變得更加難以監管，這里不僅需重視風險監管協調，也要考慮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協調。其重點有多方面，一是消費者“走出去”面向境外機構，或者是“走出去”的本土機構；二是消費者面向“引進來”的外資機構；三是境外消費者面向境內機構可能產生的跨境糾紛協調。諸如此類，都表明國際化背景下的消費者保護變得更加復雜，也需要與其他經濟體之間建立持續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協調機制。

金融消費者保護與打破“剛性兌付”并重。在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應逐漸應該成為金融法律制度建設與監管規則完善的核心切入點，同時，也需要注意幾方面問題和避免走極端。一是需協調消費者利益保護與打破剛性保障的關系，因為“剛性兌付”也成為影響市場機制有效性、造成價格扭曲的關鍵，權衡好二者并不容易。二是需甄別支付消費者合法利益與惡意串謀的不同，因為也有某些消費者與部分利益主體一起，共同利用消費者權益來謀求非法利益。三是也需要保護金融服務提供者的合法利益，不能以保護消費者的名義，對金融組織施加各類行政干預。

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最終目標是共享金融而非利益對立。現代金融的發展更加強調如何服務于羅伯特·希勒心目中的“美好社會”，金融消費者保護也是為了金融體系中相對弱勢的群體。但長遠來看，這都是為了構建共享、共贏的金融發展模式，打造新型金融生態體系，實現金融創新與發展的“帕累托最優”。在不斷“做大金融產業蛋糕”中，使經濟主體更好地享受金融發展成果。對此，一是基于建設性的思路，努力為金融機構和金融消費者之間搭建互信共贏的持續機制；二是除了微觀層面，還需避免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危機與政策失誤，對于金融消費者權益帶來負面影響。